两部基本法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是关于两个地区整体存在方式的基本制度框架。

如,有观点认为行政诉权既包括原告适格,又包括权利保护的必要性或曰狭义的诉的利益(二要件说);还有观点认为行政诉权在此基础上,还应包括纠纷的可诉性,如受案范围等(三要件说)。[34]坦率地说，这一观点在逻辑上有盲点。

[10] Schmidt-Aßmann,Kommentierung von Art.19 Abs.4(1985),in:Th.Maunz/G.Dürig(Hrs-g.),Grundgesetz.转引自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251页。[25]郭修江法官则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权利救济法、监督法、纠纷解决法三重性质同时并存的格局，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才是根本目的，必须予以坚持。否则争议将演变成一场无效的对话。参见[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3页以下。李、成两教授的论证中包含着两个基本判断和两个核心论据。

二、保护规范理论是否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保护规范理论是否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要在保护规范理论与其他行政诉讼原告适格理论的对比中来回答。[12]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一定的（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若没有愤怒等情感支撑，郝律师很难如此执拗。此后，根本法被宪法吸收，并用来表示宪法的属性，大致可以说宪法=根本法。

但反讽的是，对于不懂得用宪法概念来思考和言说的普罗大众来说，他们绝对不会因为国家有成文宪法，就感受不到一国两制的震撼，就否定港澳基本法的政治重要性。③机械的完整性，封盖之下动力和各部件均全乎。局部地区的必要性加上国家理性，构成第31条所称必要性的政治和道德内涵。以例外状态和制宪权为知识坐标，《宪法》第31条可被解读为关于例外状态下国家对于特定地区的制宪权的宣告，而一国两制可被解释为宪法所包含的一个根本的政治决断。

综合上述阐释，只有以例外状态和制宪权为知识起点，把第31条理解为关于例外状态下国家对于特定地区的制宪权的宣告，我们才能把一国两制作为宪法包含的一个根本的政治决断来看。第三，宪法没有设定特别行政区的期限，因而区别于紧急状态的临时性，至少可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行政区是对港澳地区的一种常态治理术，但也不能断然地认为这是一种永久的宪制安排。

许崇德教授将此决定视为新中国立法史上一次罕见的合宪性解释。但将基本法说成宪法，又恐失之犯上。本文无意评价香港法院的判决，只是想提出两点长远考虑：一是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更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宪法策略，其成败关系到一国两制未来的方向。一国没有成文宪法不等于没有宪法的观念。

第二，这种例外状态非但不限制基本权利，还要为港澳居民的权利和自由提供更充分的宪法保障。但基本法作为地区根本法和高级法的地位不是绝对的。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取得、期限和费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内地有关机构签订合同作出规定，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7条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但是，两部《基本法》第23条将一些基本的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权授予了港澳特区，所以，底线的维持，需要特区积极配合。

[30]前三种含义属于本义，第四种属于引申义。其次，全国人大得制定专门的法律。

胡锦光：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62页。这已经显示，资本主义是第三根本法。

两部基本法序言的第一段典型地体现了例外状态的叙事风格：第一句声明香港/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陈述某个时间之后香港/澳门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第四根本法——港(澳)人治港(澳)、高度自治——是中央与特区权力分配的独特原则，与第三根本法(资本主义)相配伍。从文本结构来看，港澳基本法不同于一般法律，具有宪法文本的典型特征。为丰富想象，不妨简单介绍一下城市规划中的自足新镇(self-contained new town)的理念。对于要求列明哪些宪法条文适用于港澳，哪些条文不适用的主张，我的回答是既无必要也不合适。澳门基本法也依样画葫芦，在第11条写上一模一样的内容。

可见，改革开放与一国两制面对的问题具有同质性，处理方式虽然不同，但看问题的方法和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依据非同一般法律依据，用理论术语来表达，本法是国家制定的关于港/澳的根本法。

这里，商业社会不是一个单纯的描述性概念，更应该从规范的角度——资本主义商业精神——去诠释，才能有益于我们理解港澳的民主模式和民主发展正道的内在规定性。一方面，尽管对港澳的基本方针政策载于两个联合声明，但不能因此否定和模糊制宪权的绝对自主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合法性论证的第五层将立法宗旨作为法律渊源，其意义不可小视，在这个高度上，基本法上的合法性与国家宪法上的合宪性完美地实现了对接与融合。为什么繁荣稳定构成第二根本法呢？这是因为港澳回归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变迁，在理论上，其不可预测性甚至不亚于一场革命，可能天翻地覆。

港澳基本法是港澳地区的根本法和高级法，蕴含了不可分离、繁荣稳定、资本主义、港(澳)人治港(澳)、基本权利和自由、新宪制法治等六大根本法。但是，有两个决断是明确的：第一，特别行政区没有制宪权，制宪权由中央统一代表。二是指社会目的，是一个完整社区的概念，即本镇居民在本镇就可以充分生活，可以满足日常需要，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实验。实际上，不是所有写在基本法文本中的东西都一样重要，一样不可动摇，其中有些是根本的，很多都不是。

《决定》是一句断言式宣告，没有法律论理，虽然起到了很好的政治作用，但并不能提供一种理解方式。[24] (二)港澳基本法内含的六大根本法 上面通过解释港澳《基本法》第11条的规定论述了两部基本法整体上作为港澳地区根本法的性质和高级法地位，下面进一步从追问什么是根本的入手，探讨两部基本法包含哪些根本的东西。

关于合宪性，决定只有论断，没有说理。今天，在宪法学上，人们几乎把基本法当成了宪法的同义词。

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宪法是港澳法律体系效力的源泉。一个根本的难题是如何面对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拿回来，怎么处理？一国两制就是解决之道。然而，对局部地区的特别宪制安排不仅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还必须符合和服从国家理性，符合国家宪法的精神。市场经济谁做得最好？资本主义。这一条构成第五根本法，即权利和自由保障。

才能自信地断言，指责基本法抵触宪法是不合适的、没有意义的。有人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误识：港澳原来各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制体系，回归以后照常运转，与中国宪法何干？这种误识如果不是出于恶意就是因为无知。

第四，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即不抵触原则，意味着本法是港/澳的高级法。采用修宪的程序无非是为了表示制宪权主体的恒在性与政权的延续性。

基本法和根本法原本就是可以互换的两个术语，在这个意义上说港澳基本法是港澳地区的根本法，属于同义反复。理论上，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英国和/或葡萄牙拒绝移交领土，若此则不得不发动战争。